哈马斯成立以来的数十年间，外界对于其主要印象是不断对以色列平民实施恐怖袭击。因此，哈马斯被美国和加拿大定为恐怖组织，而欧盟、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埃及将“卡桑旅”定为恐怖组织。包括中国在内，大多数国家和联合国都反对“卡桑旅”攻击平民目标的行为。

　　另一方面，哈马斯长期不遗余力的为巴勒斯坦难民进行慈善活动，以此积累了极大的声望，这令许多巴勒斯坦人或许不赞同哈马斯的主张，却会因为这些慈善事业而选择追随它。

　　据现有少量公开资料统计，哈马斯的正式成员约有2万人，拥有约5600人的武装，但实际上其成员人数应该远不止于此。对比中东地区其他组织与政党，哈马斯的规模并不太大，处境也并不太好。

　　哈马斯对内要面对法塔赫（“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成员中实力最强的派别）的龙争虎斗，对外又要与强大的以色列军事力量死磕。在夹缝中，哈马斯究竟是如何崛起并存活至今，其内部组织的管理与运转体系又是什么样的呢？

　　谈到哈马斯的崛起，不得不提及哈马斯的创始人，谢赫艾哈迈德亚辛。亚辛于1938年生于加沙南部的一个小村庄，幼年不幸受伤，导致四肢瘫痪；1958年，他进入埃及伊斯兰最高学府艾资哈尔大学；1965年加入埃及穆斯林兄弟会。

　　从事多年抵抗活动后，亚辛逐渐成为加沙地区最知名的穆斯林领袖之一。1987年，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爆发反以大起义，亚辛伺机于当年12月正式成立哈马斯。1989年亚辛被以色列逮捕，直到1997年才被获释。

　　才恢复自由。此后他前往苏丹、叙利亚、沙特、科威特和伊朗等十多个中东国家进行访问，募集到了约4亿美元的捐助。亚辛最终于2004年3月，遭以色列导弹“定点清除”。

　　四肢瘫痪，双目几近失明，只能靠轮椅进行日常生活的亚辛之所以能够成为哈马斯运动的精神领袖，除了他的传奇经历，更重要的是他的宗教功底和斗争策略。

　　亚辛曾当过阿拉伯文老师，也在加沙的清真寺当过讲演人，出任过加沙地区伊斯兰学会的，是拥有解释伊斯兰教法的宗教领袖，被人尊称为“谢赫”。亚辛创建了一整套完整的伊斯兰圣战理论体系，通过宗教训令和指示，他的思想得到广泛传播。

　　我们知道，任何一个组织都有确定的目的、任务、政策和统一的思想，以此作为规范行为的纲领。而亚辛将其斗争思想融入了哈马斯组织的使命愿景中。1988年8月，在亚辛的主导下，哈马斯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拟定并公布了《哈马斯宪章》，核心内容包括：

　　其一，以伊斯兰教义作为衡量一切的准绳。哈马斯提出：真主是终极目的、先知是榜样、《古兰经》是宪法、“圣战”是道路、为真主献身是最崇高的理想。

　　其二，建立巴勒斯坦伊斯兰国家。哈马斯认为整个巴勒斯坦领土是伊斯兰世界不可分割的宗教财产。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唯一途径是伊斯兰“圣战”。“圣战”是每个穆斯林的职责，必须通过“圣战”在地中海到约旦河的巴勒斯坦土地上建立一个伊斯兰共和国。

　　其三，反对巴以和解。哈马斯承认它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有共同的民族情结、共同的敌人和斗争目标，但它反对把巴勒斯坦建成一个世俗国家。

　　可以说，以上三点使命愿景在精神上将哈马斯成员的思想牢牢在一起。事实证明，在亚辛去世后，哈马斯内部领导层的任何异议，也都在这三大核心框架下进行讨论，《哈马斯宪章》在内部防止了其成员由于观点不同，而导致的组织。

　　如果说依靠宗教与精神领袖的影响力，能够令哈马斯成员在“精神上”求同存异取得共识，那么作为一个组织，在“肉体上”的管理与实际运作就又是另外一回事。

　　吉姆柯林斯在《基业长青》一书中说，一个企业或组织拥有一个宏大的构想或魅力型领袖，好比是“报时”；但建立一家公司、一个组织，并使它在任何一位领袖身后很久、经历许多次生命周期后仍然能够经营永续，就是“造钟”。

　　对于哈马斯来说，亚辛是一位“报时人”，但变化莫测的时局也让亚辛意识到，只有实现“造钟”才能让哈马斯这个组织得以延续。

　　一方面，哈马斯成立之初，其成员受到以色列的追捕、驱逐与囚禁，一部分哈马斯领导阶层转移至邻近阿拉伯国家，确保其行动不受影响，他们主要分部在黎巴嫩、叙利亚、卡塔尔与伊朗。在外的领导者们的主要任务，变更为寻求阿拉伯与伊斯兰世界的支持。因此，最初哈马斯的领导层非常不稳定，因此不得不定期重组领导架构，确保其领导阶层和指挥系统正常运作。

　　另一方面，哈马斯成立之初，领导阶层除亚辛外，没有人享有单独决策的权力。但“定点清除”、暗杀等威胁不得不让亚辛思考，没有他的哈马斯将如何进行管理决策而不至于分崩离析。尤其在 1989 年，亚辛遭以色列逮捕之后，这个问题迫切需要一个解决方案。

　　1989 年亚辛被以色列逮捕，象征哈马斯占领区内的领导权转移到占领区外。占领区外的领导阶层不像占领区内部的领导者，他们不需要思考和处理占领区的日常事务和巴勒斯坦难民的生活所需，因此顾虑也较少，这令他们也更加激进。

　　比如 1999 年占领区内外领导层就产生严重分歧。占领区内，亚辛提倡向以色列单边停火，而占领区外的领导者马夏尔则持不同意见。

　　尽管如此，哈马斯始终没有从内部。亚辛向哈马斯干部强调集体决策的重要，不容许个人与团体拥有垄断决策权，包括他自己。同时，穆斯林兄弟会的文化传统也使哈马斯成员强调团结胜于争论。

　　实际上，温和与激进的声音在哈马斯内部与外部领导阶层都存在。而哈马斯集体决策与协商的重要性，在缺乏强而有力的领导的情况下效用特别明显。

　　有学者认为，正是哈马斯组织内部结构的完整性，使其在内部领导层间发生分歧时，可以通过协商调和，保持组织的团结与运转。而这个“完整的内部结构”就是亚辛为哈马斯造的“钟”。

　　事实证明，后来亚辛的离世并没有令哈马斯止步或灭亡。一个组织没有因为某一个领袖的亡故而涣散，恰恰说明了这个组织已经拥有一套健全的管理决策与执行体系，支撑着这个组织的稳定运行。

　　我们曾经在《塔利班的战略、组织与人才》一文中探讨过塔利班“三层领导体系”的层级式组织；也在《“基地组织”的秘密，都藏在它的组织架构里》浅析过死后，基地组织是如何通过“网络型组织”获得野草般的生命力。可以说这些都是符合不同另类组织特色的“钟”。

　　而哈马斯的这座“钟”分为两大部分：一部分是哈马斯最高决策机关“协商会议”，由占领区内外的领导阶层所组成；另一部分是执行机关，由哈马斯五大单位组成，它们分别在各自领域承担维持机构运转、扩大影响、对敌打击的职责。

　　协商会议：前文提到，在《哈马斯宪章》下求同存异，是亚辛在管理上的指导思想。因此，哈马斯“协商会议”成为了组织的最高权力机构，它掌管着哈马斯的政策方向、计划审核与预算调拨。

　　“协商会议”因成员分散各地，且占领区外的成员害怕遭以色列暗杀而没有办法进入西岸与加沙占领区内，“协商会议”成员仅能透过加密的电子邮件、传真、手机与密码相互联系。初期“协商会议”由24名成员组成，后因成员被捕而有所调整。作为哈马斯运动的领导核心，“协商会议”成员们不定期举行会晤，研究决定哈马斯一段时期内各项政策的总体框架。

　　基层机构—达瓦赫（Da’wah）：达瓦赫通过清真寺、社区服务组织和慈善机构从事新兵招募和训练、资金筹措、物资分发和任务指派等活动。清真寺既是哈马斯运动的秘密联络点，也是其作为据点的“后勤机构”。

　　值得一提的是，哈马斯的资金来源，除了占领区内部独立的经济来源外，据传伊朗政府每年向哈马斯提供上百万美元的资金支持。海湾国家与其他伊斯兰组织也会不定期对哈马斯进行资助。另外，在英国、德国、比利时和荷兰还有四个主要的慈善基金会为哈马斯筹款。

　　但无论是来自何处的资金，最终都会进入哈马斯的基层组织达瓦赫，这些散布世界各地的清真寺和慈善机构就是哈马斯资金流入的主要渠道。另外，兑换、签收海外公司支票、在占领区内进行对外交易和直接利用西方银行转移现金等方法，使资金最终流入哈马斯的管理核心，从而达到支持哈马斯各项活动的目的。

　　而当哈马斯成员被捕或遇害时，其家人不仅可以在达瓦赫的清真寺得到精神上的安慰，还能够得到经济上的资助。可以说达瓦赫就是哈马斯的“毛细血管”与“末梢神经”。

　　出版机构—阿拉姆（A-’Alam）：阿拉姆负责印发哈马斯的宣传品及传单、负责媒体沟通和举行新闻发布会等。阿拉姆类似于大型企业中的公共关系部门。哈马斯非常注重自身在阿拉伯国家中的形象维护，其也是与对手进行战的主要部门。通过阿拉姆的宣传渠道，哈马斯能够更好地传播其使命与核心战略思想，煽动及吸纳更多新的组织成员。

　　暴力机构—大起义（Intifada）：这个机构非常隐秘，公开资料并不多。其负责领导和组织占领区外各相关地区的秘密反抗运动。Intifada常指1987年巴勒斯坦人在耶路撒冷一起投掷石块的活动。当年12月9日，一辆犹太人的卡车闯入加沙地区“加伯利亚难民营”，故意压死四名巴勒斯坦人。加沙的巴勒斯坦人走上街头，展开与以色列当局持续数年的对抗，而哈马斯正是幕后指挥。这次事件也被称为“第一次起义”。

　　安全机构—阿门（Aman）：阿门成立于1986年，作为哈马斯的安全情报机关，主要负责收集同“巴解组织”和以色列当局的有关情报。此外，根据穆斯林兄弟会的观点，只有在内部被“清洗”干净之后才可以发动“圣战”。因此，阿门对内成立“打击委员会”，负责审讯和处刑哈马斯内部的“叛徒”。在哈马斯散发的宣传品中强调“任何与以色列合作者都是叛教者，都将按真主的法律被处死”。

　　军事组织—卡桑旅（Carsan Brigades）：卡桑旅以20世纪30年代反对英国统治的著名巴勒斯坦烈士阿兹丁卡桑的名字命名。其实，卡桑旅并不是一个军事意义上的旅，而是对哈马斯一个个战斗小组的统一称谓。

　　卡桑旅前身是亚辛于1982年秘密组建的一个行动极其隐蔽的军事组织“巴勒斯坦圣战者组织”。哈马斯军事组织的实际创始人，是曾与亚辛同为以色列吉米戴勒监狱的“老难友”萨拉哈谢哈台。该组织最出名的任务就是对以色列进行无差别“式”攻击。

　　在实际运转与任务执行过程中，哈马斯为了确保秘密组织的独立与安全，往往将隐蔽行动与公开活动相互区分。因此在组织构成上，达瓦赫与阿拉姆属于公开单位，在“台前”开展公开活动；大起义、阿门、卡桑旅则属于秘密单位，在“幕后”执行隐蔽行动。

　　哈马斯曾在2006年迎来它的高光时刻。当年，根据巴勒斯坦立法委的选举结果，哈马斯获得了44.45%的支持率，成为巴勒斯坦的执政团体。然而大势所趋，在2019年的一项调查中，哈马斯的支持率掉到了14.7%，加沙地带也仅为21.8%。这说明大部分人民已经不愿意再生活在战争的阴影之下。

　　可以说，在决策机制、组织架构、执行单位各司其职相互咬合运转的管理模式下，哈马斯获得了坚韧的组织生命力，并在此次战争的第一天成功实现对以色列的突袭，但在突袭过程中针对以色列平民及妇女的，让哈马斯严重触犯了人类文明的道德底线。

　　实际上，就算有伊朗等国家在背后作为支持，哈马斯和以色列的实力也十分悬殊。受到如此惨烈的袭击，以色列绝不会善罢甘休，目前以色列已紧急宣布军队进入战备状态，并往边境大举调兵。

　　如果以色列发起对哈马斯的打击行动，那么哈马斯势必要为这次的袭击付出惨烈代价，而多年来通过组织架构转型所搭建的“组织生命维持系统”可能也将岌岌可危，甚至被毫不留情地摧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