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子里曾经家家户户都做木皮加工厂，现在，除了李斗一家，其他的都倒闭了，只剩下了空荡荡的厂房。

　　一名工人用长柄刀具把从外地买来的原木一根根去皮，另一名工人将其送到旋切机上，李斗操作着机器切出一张张薄薄的木皮，李斗的老婆则把木皮一张张立放在支架上，等自然晾干后，就可以卖了。

　　李斗的加工厂占地面积6000多平米，一台价值两万元的旋切机是厂里唯一的机器。西侧有四间瓦房，分别是李斗的办公室、客厅、厨房和卧室；紧挨着瓦房有两间板房，工人就住在这里。

　　李斗的儿子去年大学毕业后没有找到理想的工作，就在自家的厂里帮忙了，负责采购原木、销售木皮。两名工人都是当地的农民，每月工资3000元左右，“农闲了，他们就过来帮忙，农忙季节还要放假让他们回家收割粮食，我们的生产就得先撂一下。”李斗说。

　　李斗的木皮加工厂干了有10年。2001年，李斗和妻子所在的乡镇企业破产，当时他的一个朋友开了一个木皮加工厂，成本不高，效益还不错，于是李斗也学着干起了木皮加工生意。

　　木皮加工企业在这个小镇慢慢生根发芽，由当初十几家工厂发展到高峰时期几乎家家户户都在做。整个探沂镇人口约有6万人，这种微型企业就有2000多家。据李斗介绍，“多是夫妻店，或者几个朋友合开，算是相对大一些的木板加工厂的上线，既不需要工商登记也没有税务登记，只要把自己的房子改建一下或者租个厂房，就可以做了”。

　　“10万、8万的资金一谋划就可以搞了，没什么技术门槛，自己干活比给别人家打工自由，收入也相对多些，家里有点钱的都干了这个，没有资金的东拼西凑也干了起来。”另一个木皮加工厂的老板张金告诉《中国经济周刊》，“主要的资金用于购买机器，每台机器2万，一家也就是两三台，工商税务费用也很少。”

　　李斗做得顺风顺水。到了2005年，李斗拿出十几万块钱，买下了现在厂房所占地块70年的使用权，去工商局注册了个体户营业执照，又花了五、六万元买了两台旋切机，多招了几个工人，产量和收入又增加了一番。李斗说，前些年市场好的时候，像自己这样的家庭作坊，在探沂镇几乎遍地都是，“生意特别好做，年收入几十万不成问题”。

　　2007年以来，探沂镇新开了特别多的夫妻店。“现在，镇里已经很少有耕地，也很少有人种地了，几乎所有的耕地都成了工厂用地，家家户户都是这种夫妻工厂，人人都是老板。”李斗说。

　　这种微型企业在临沂市几乎俯拾即是，绝大多数企业年营业额不过几十万，人员不过几个，在木材产业链的最低端做着低附加值的原木加工业。

　　今年1月13日，中国林产工业协会正式授予山东省临沂市“中国板材之都”的称号。资料显示，该市现有板材加工企业1.8万余家，年产各类成品板材1500万立方米，产品远销欧美、日韩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占全国人造板出口量的34%。2010年，该市板材产量999.5万立方米，实现产值75.5亿元，同比增长26%。李斗所在的费县是该市最大的板材加工出口基地，截至2010年底，其板材业产量约占该市总产量的30%。

　　张金留意到，2008年起木皮加工厂的利润开始下跌，由上半年15%的利润一路走低，年底已经不到10%了。“干的人越多，价格就越透明，之前的暴利时代一去不复返。2007年百万元左右的年营业额，能净赚个二三十万；2009年产量增加了一倍，营业额能达到200万元，净利润却不到十万元。”

　　“家家户户都开工厂，家家户户都是老板，家家户户都需要工人，但现在根本就招不到工人。”进入板材市场三年多的孙克抱怨道，“为了能招到工人，我们开出的薪水已经比2007年的时候高了一倍多，平均工资能达到3000元左右，而我们当地的公务员一个月也就能收入两千多一点。不开这么高，根本就招不到工人。”

　　“我们甚至都开着车去别的有富余劳动力的乡镇请工人，逢年过节我们也不敢忘了他们，我跟老婆开着车给工人挨家挨户送礼物。”李斗说。

　　在成本日渐增高、利润日渐微薄的情况下，平日“并不起眼”的工商、税务，就成了压在微型企业身上的大山。

　　当地大部分木皮加工厂都没有去工商局登记，“规模太小，生产、用工都太随意，人家不给办证”，但各种税费一分都不能少。李斗给记者看了自家工厂2010年的缴费记录：交给村委会的土地使用费为9000元；地税按照当地规定每平方米每年5元计算，李斗10亩的厂地优惠后一年还要交15000元；不管有没有去工商局注册，每年要交给工商局两千多元；此外，环保局、技术监督局等单位也都各收几百元不等的各种费用。李斗拿着计算器，告诉记者：“去年我一共赚了不到10万元，这些税费加起来有三四万元，我们根本剩不下什么。”

　　李斗坦言：“土地税和土地使用费前些年几乎就不收，就是这几年疯狂涨起来的，现在利润越来越少，这些税费却莫名其妙地越来越多。碰上收税的月份，我们都会歇业一个月出去躲税，现在生意不好做，每天都有工厂在倒闭，收税的一看厂子没人了就以为厂子倒闭了，也就不再来收了。干一个月挣不了几千元，躲一个月却能省一万多元，所以大家都选择出去躲一阵子。”

　　“对个体户征税本来就不太规范，征收也很随意，弹性空间也最大，管理的规范是很有必要的。”张金认为，政府收税大张口，还在于当地定下的财政收入目标。

　　临沂市财政局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临沂市地方财政收入完成88.9亿元，占预算的65.8%，超过预期进度15.8个百分点，实现时间任务“双过半”目标。日前临沂市政府下发文件，确立了未来五年经济发展的目标，提出力争到 2015年，全市地方财政收入完成200亿元左右。

　　临沂市费县一家微型企业老板王松认为，财政收入要达到这个目标，还是要从企业纳税来实现，面多量广的微型企业首当其冲，“针对我们的税收一路走高也是自然而然的事”。

　　对这一说法，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探沂镇官员并不认同，他告诉《中国经济周刊》：“政府现在也处在两难的境地，现在整个探沂镇耕地已经寥寥无几，国家为了保护耕地，限制工厂用地的过度扩张，提高地税也是不得已的事。”

　　跟李斗的木皮加工厂休戚相关的是另一类企业，当地的板材加工企业。板材企业的主要业务就是收集当地生产的木皮，生产胶合板或其他木板材料。

　　板材加工企业比木皮加工企业投入要大，一般要几百万元的投入，各种机器设备都要比李斗家里的那台旋切机要复杂得多，厂房面积一般也达到上百亩。当地一些板材加工企业就是从李斗那样的夫妻店慢慢做起来的。薛成勇就是其中之一。

　　1998年薛成勇和亲戚投了几十万，干起了木皮加工厂，由于经营管理得好，10年后工厂升级成为资产几千万的板材加工企业。2007年，由于市场环境好，薛成勇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扩张”，买了几百亩土地，新增了三条生产线，先后投入近两千万元，工人总数达到四五百人，年产值近亿元。

　　曾经，薛成勇和他的企业一直是当地的美谈。如今，他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干得越多，亏得越多，几乎都在等死。”薛成勇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即使是2008年金融危机时，自己也没有经历过这样的窘困局面：工厂开工率不到最好时期的30%，之前每年产值过亿，现在也就2000万～3000万，工人压缩到了几十人，各种费用上来了，每卖一张板就亏损几块钱。

　　2006年前，薛成勇的企业主要以内销为主，2007年扩大规模以后，出口外销占了半壁江山，“现在国内市场疲软，内销利润已经很微薄，外销的利润空间则因为人民币的升值备受挤压，因为我们出口结算一般都以外币结算。今年8月26日，我们走在路上800多万美元的货，等第二天到达目的地，收到的美元货款换算换民币以后就少了近20万元，在利润如此微薄的当下，这几乎就是致命打击。”

　　“2008年金融危机时，我们面对的主要是订单下滑造成的生存危机，如今是有单不敢接，接的订单越大亏损越大。来订货的给出的价格已经低得超出了我们的承受底线。”另外一个板材加工企业的老板说。

　　这些年，板材产业在当地的集中发展，导致木材需求极其旺盛，加上木材存在一定的生长周期，作为原材料的木材一度供不应求。

　　记者从临沂市费县经贸局了解到，2008年，订单是一夜消失，死了也干脆，现在订单倒是有，但原材料、汇率、资金等大山一起压来，一下子死不了，这种温水煮青蛙似的煎熬，让很多微型企业痛苦不堪。针对一些处在死亡边缘的微型企业，经贸局正在采取保护行动。“通过对一些濒临倒闭的企业提供一些资金支持或者政策保护来拯救他们。”

　　“死了也不能倒，倒了银行就会追着来讨，几千万的机器成了一文不值的废铁，辛苦经营的企业到头来资不抵债。”薛成勇说。

　　对于板材行业来说，资金链几乎就是生命链。前期固定投资是一部分，流动资产也占了绝大一部分比例。以薛成勇的企业为例，前期机器投入加上流动资产，动辄就要上千万元。

　　2008年前，薛成勇的企业每年从本地银行贷出800万元，从信用社贷出300万元，这1100万元资金刚刚能够维持工厂的日常运营。每年年底薛成勇还给银行全款和9%的利息，然后继续申请同等额度的。“资金都投在厂子里了，哪儿有那么多现款去全额还上银行，只能高息拆借，求助于那些高利贷。用高利贷还上银行以后，继续申请，如果申请成功日子还好过一点，可以用新申请出来的把高利贷还上。要是申请不出来就完了，前几天这里一个老板跑路，就是因为用高利贷还了银行以后，再申请没申请下来，没钱还高利贷了。”

　　“全额还款让很多微型企业老板吃不消，如果每年只需要还给银行利息，或是两年还一次全款，我们的日子就会好过不少。”另外一家板材加工企业的老板说。

　　“板材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现在筹资明显一天比一天难。”薛成勇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再加上自去年以来，通胀升温，银根收紧，就全国范围来说，银行普遍对中小企业利率上浮20%～30%。银行本来就是嫌贫爱富的行业，宽松时银行信贷很少惠及微型企业，收紧时这些微型企业却最先被收缩。”

　　一家木皮加工企业的老板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自己这种家庭作坊去银行几乎不可能，所以他们从来都是通过自筹来解决生产和经营方面的资金问题，从来不寄希望于银行。“当地中农建工四大国有银行几乎把资金都贷给了当地的几个龙头国企，我们这些微型企业，他们是不放在眼里的。”

　　7月初，工信部等四部委出台文件重新界定了中小企业的划分标准，第一次在中国企业中提出了微型企业的概念。银监会也对金融服务的概念作了进一步细分，细分出了微型企业金融服务。10月12日，国务院研究出台了包括信贷支持在内的九大金融财税政策措施帮助微型企业脱困。

　　“把微型企业单挑出来，对企业融资没有任何的帮助。”当地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中心一位负责人告诉记者，“这些政策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微型企业的难题，之前也出台过类似政策，比如要求银行为中小企业设立专门的部门，但最终给微型企业的资金微乎其微，中间的层层设卡使微型企业拿到难如上青天，最终还得需要红包等潜规则来解决，大量资金仍然是大企业碗里的肉。”

　　“出台的政策是好的，执行就是另外一种说法了。有人，有关系，就能拿到，这几乎就是通理。”李斗告诉《中国经济周刊》，附近有一家板材加工企业是当地目前少有的能有一些利润的工厂，“这其中的秘诀是，该厂厂长能通过银行的朋友拿到年利率只有5%的低息，而通过正常渠道申请到的利率则高达10%，浮动利率是很多企业有口说不出的苦”。

　　“微型企业的生存困境虽然受多种因素影响，但根本还在于企业的发展简单依赖于物力、劳动力投入的增加，真正掌握自主知识产权和关键核心技术、处于产业链高端的企业过少。”薛成勇一语道破板材之都的困局所在。

　　以费县为例，费县木材加工微型企业近万。